電腦效能應用與安全研究室 Performance, Applications and Security Lab


我們的研究範圍很廣,從嵌入式系統、手機應用、一直到雲端計算、商務應用、資訊安全都有做。
我們的合作研究夥伴很多,包括聯發科、IBM、中研院、資策會,還有和台大、清大、交大的教授合組研發團隊
,包括高階應用處理器架構研究、虛擬化技術、異質計算、系統軟體等重要技術的研究與創新,我們很關切台灣人才與產業的未來。

2015年7月8日 星期三

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之4 - 技術官僚的養成教育

我們接下來由歷史脈絡來繼續解析台灣學用落差的根本問題,我們在報告P.126寫道:『由於台灣獨特的地理環境,早期即形成邊疆移民社會的背景,1949年的內戰更進一步產生大格局中國的思維,使得具邊疆移民社會及區域文化特性的台灣,必須接受保守的單元化取向與封閉性格的父權式統治政權(陳秉璋,1989),衍生出生存、正當性、系統、與認同等危機。這樣的歷史發展,除導致統治上名實分離的斷裂外,也讓台灣政府未維持政權正統性,全面以經濟掛帥為社會發展的策略,並循此路線進行政策規劃、教育建制以及產業發展等社會實踐。』

正好我可以用今天早上寫的東西來詮釋以上這段。

在台灣有一類典型人,是師長眼中的模範生。從小聽話背好書考好試一路上去的,對於上級長官交辦的任務,只要是他學過的,或是鉅細靡遺告訴他細節,他都可以做得四平八穩,這是傳統上公務體系和業界最愛用的人才。

另一類人,從小喜歡不按牌理出牌,不愛背書,愛提不同的意見,往往成為師長眼中的壞學生、搗蛋鬼,由於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,即便很厲害,還是不敢用他、不想提拔他。偶爾,我們會看到這類人,被稱之為怪才、鬼才。

看到這裡,您以為我要說第二種人比較好,鼓勵學生當第二種人嗎?不,如果有這樣非黑即白的想法的話,就落入第一種人「一元化」的迷思。事實上,二元化也不見得好,健全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想法和各類人才,才能永續地生存和發展。

有人喜歡且適合當聽話的秘書,沒什麼不好的,我不會鼓勵他去創新改革。反過來說,找秘書型的去創新改革,帶來的恐怕是場災難。同樣地,找怪才、鬼才來當乖乖聽話辦事的秘書,恐怕老闆時常會跳腳罵人。然而,真正厲害的領導人,應該是有能力吸納各類人才來做適才適任的工作來達成目標,而一個團隊要成功的打下江山,需要各類人的合作。

這樣的合作,英文叫做chemistry,是團隊成員互動產生化學反應而變化成長,並非各司其職即可,更不是我們常見的龍蛇混雜、各自為政、明爭暗鬥的環境。很奇怪,台灣這樣一個受到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多元文化影響的地方,表面上很多元,但骨子裡卻極度缺乏多元的素養,為什麼呢?

台灣表面的多元文化,其實都可以稱之為「次文化」,不受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的重視。學界把持的主流文化常常是把次文化視為不入流,或是當成洪水猛獸;業界把持的主流價值還是在傳統社會的功名利祿,頂多把次文化當成工具和搖錢樹,根本不在乎次文化本身的價值。

一元化的思想和二元化的鬥爭,往往是衰敗的開始。歷史上那些盛極一時的王朝、不可一世的領袖,留給信奉者的,是不斷嘗試複製成功經驗而反覆撞牆所帶來的挫折和自卑。因為信奉者所看到的成功典範,只是最後的結論,不假思索地嘗試複製,是東施效顰,但世人時常不知道自己天天在做這類蠢事。

如我一開始所講的,我沒說每個人都要打破框架。沒能力獨立思考的人,說要打破框架,等於是東施效顰。問題在於台灣注重考試成績的教育,箝制住很多原本有創造力的人的發展潛力,而塑造出太多沒能力獨立思考的人。這不是說哪種人好不好,而是說這種「不平衡」的狀況已經讓台灣的學術、思想、文化、政治、社會、產業停滯不前很久了。我在2012年寫過一篇,探討台灣科技業所需要的將才都去了哪裡?(http://hungsh-ntucsie.blogspot.tw/2012/11/blog-post_13.html)

這樣應該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報告P.126中這兩段所談到的台灣早年的教育政策的指導綱領,以及無法與時俱進的教育文化所造成的危機:

『在政策上,台灣在產業起步、建立制度階段,採取培養「良好的技術型官僚」的方式,讓技術官僚成為國內產業發展的推手與後盾(彭思錦,2011);在教育制度上,則依據國內資源的結構,移植國外模式及深化高等教育層級來培育質優努力的人才,以提升國際競爭力;而在產業發展上,則採取技術上倚賴先進發展國家的步驟,以「土法煉鋼」和「買技術」為主(吳泉源,1996)。從歷史脈絡及社會發展過程中,可發現「政府」與「產業」及「高等教育人才」的培養、扶植間,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』

『依據時代背景所發展策略,曾經造就所謂的經濟奇蹟,使台灣於世界產業鏈中居關鍵的地位,但在全球產業與人才流動劇烈轉變的現在,台灣也因為過去傳統的歷史與結構包袱 ,逐漸被排除於世界分工體系之中。例如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,曾經「非台灣不可」,但現在中國廠商串起的「紅色供應鏈」,正逐步瓦解「Taiwan inside」的地盤(熊毅晰,2013),這是相當嚴峻且須深刻檢討的議題。』

始作俑者的教育,從小開始的考試和升學,是為了主流文化和價值而服務,而非全體人民。有人說升學要公平,要回歸聯考,要顧及階級流動,都跳脫不出傳統想法的範疇,都沒有跳出框架去思考。如今社會上許多所謂主流的聲浪,在在顯示出主事者受教育的過程中所受到的種種束縛,這不是單指某些個人,而是整個領導階層。而受限於此,又何嘗不是一種無能?

因此,每當我鼓勵政府和業界打破框架的時候,我並不期待成功的創新會立馬發生、改革會馬上見效,除非我們的社會學習到尊重多元和鼓勵創新。我們可能要花上一個世代的時間,才能培養出足夠的開創性人才,需要幾個世代的努力,才能打破思想文化上的框架。但,這件事應該要有個起點,而且是堅穩實在的起點,這必須靠教育文化的改造,而這樣長期的改造工程,你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。

(待續,連載中)

報告原文下載網址:http://www.cppl.ntu.edu.tw/research/2014research/2014final/10307final.pd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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